巴雷拉3月迎战卡汉

通观退溪的论著，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心灵问题的极端重视及其有关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阳明学的积极回应。

……不作好恶（不是无好恶，而是不作好恶——笔者注），……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他把良知说成太虚，天地万物，俱在我的良知中发用流行[23]。

这不仅是阳明特别强调的，而且是符合孔子以来儒学之根本精神的。如果说，无善无恶具有超道德的意义，那么，它就是绝对目的或终极目的，也就是绝对的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情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甚至核心地位）。[18] 这个渐，就是过程，这个发端处，就是情感，其中包含道德情感，进而便有道德理性。这些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准备展开讨论。

毫无疑问，良知只能是个人的良知，因为它同个体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开了个体生命，还谈什么良知？良知就是真己，真己何尝离着躯体？[6] 人人都有一个躯体，状貌形态各不相同，但由此能不能断定，良知完全是主观的？有没有共同的良知或共通的良知？这才是问题之所在。但如前所说，良知不只是智的问题，还有情的问题，因此，它不仅是直觉，而且是体验。与此同时，由于书院是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我们恢复了书院清代的园林与书院八景，使书院既有整齐严肃的严谨，又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充分体现了儒家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

作为古老的高等学府，岳麓书院又是中国古代学术重镇，是理学及湖湘学的大本营。戊戌变法以后，书院制度逐渐被强行废止，并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此后，大批岳麓师生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去，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谢觉哉、周小舟等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法失败后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

元、明两朝，潭州三学的体制虽不复存在，但岳麓书院自宋代以来所确立的湖南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从历史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数量人才的需求。

从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开始，他主教岳麓书院达七年之久。（三）、两个问题的思考 在这条架通传统与现代的复兴之路上，既历经艰辛，又收获成果，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话题。由于它集文物保护、旅游参观、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项功能于一身，并形成了互动发展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古代岳麓书院的现代发展。2004年开始，完全恢复了岳麓书院的原有建制，这在岳麓书院的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表明古老的书院已经重获生命，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转换。

更具深远意义的工作在于复兴古老书院自身涌动的积淀千年文化底蕴的教书育人优良传统。我们在复兴岳麓书院过程中，也在复兴国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研究生教育之外，我们还积极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譬如，与岳麓书院相关的理学史、经学史、书院史、湖湘文化史成为这里的特色。

（二）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互动 现代岳麓书院作为一个活的文物，它有别于单纯的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旅游景点，也有别于其他普通的教学科研机构，它是古代书院向现代书院转换的一个典型代表。与此同时，我们为广大青少年开辟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陈列展示、出版图书、学术报告、影像资料和网站开发等多种形式为他们服务。

所有这些努力，都显示了书院与国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努力发掘书院优良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现代教育资源，已经开始了书院的复兴。

今天，当人们踏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座典雅而质朴、庄重而幽深的庭院后，都会被这种厚重深沉的文化氛围所感染，都会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样，作为历史遗迹、教育博物馆的岳麓书院都被现代学者教授们激活了，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基地，被人们赞誉这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首先，我们是在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其中的传统国学的研究与教学。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用博物馆化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满足情感需要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岳麓书院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的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宋人陈亮称：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这体现在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上，那些原来是古代岳麓书院学术传统的内核，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专家教授们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书院博物馆和岳麓书院相辅相成，岳麓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的典型个案。

一是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的互动性问题。我们还经常在朱熹、张栻会讲的地方邀请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学术论坛。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的类型。岳麓书院又被列为省城书院，这进一步巩固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

所以，岳麓书院学科建设的方向，总是和岳麓书院有着密切的关联。岳麓书院千年办学传统而不辍，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教育传统与教学方法，为现代岳麓书院的教书育人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体现在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教学方法的吸收上。三十年代末，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在四川创建复性书院，五十年代初，国学大师钱穆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国学传统的研究与传播。

迩言之，这也是一个关系文化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跨世纪工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加上腐朽的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包容外来文化的大气和从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践踏和遗弃。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根据书院教育的这一特点，近年来我们把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重点放在硕士、博士的层次。

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仍是我们的古籍图书馆，古代斋舍是我们的研究室，古人讲学的明伦堂仍是我们给研究生授课的场所。这就是我们修复古老书院的初衷，也是书院得到普遍肯定的重要原因。

据《岳麓书院志》记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近代大学的这一弊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在社会教育方面，古老书院的现代复兴正面临一个如何传播其优秀文化精神，如何拓展知识视野、增强学术活力，如何强化其教学效果与社会影响的问题。从八十年代中期成立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所，到本世纪全面恢复合国学研究、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为一体的书院建制，那个象历史上能够承担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岳麓书院恢复起来。

早在南宋初期，书院形成了当时理学中最为兴盛的湖湘学派，出现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人才群体。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与当时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主持象山精舍、吕祖谦主持丽泽书院并称全国四大学术中心。

而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师生每天在如此厚重历史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国学研究，沐浴着千年来积淀的学风，自然会受到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书院博物馆则通过现代化陈列手段，展现丰富多彩的书院文化。

随着书院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有关学科建设的方向得到进一步拓展，扩充发展了相关学科的建设，构成了一个既能够体现书院特色、具有书院研究优势且能相互支撑的学科群。也积极开展文化旅游事业，向越来越多的游客讲解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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